我第一次知道福耀玻璃,是在 2000 年。
当年我查看妈妈的股票账户,发现她持有的三只股票中有一只叫福耀玻璃。我问我妈为什么买这只股票?她的回答是:据说分红比较高。
从 2000 年到今天,21 年的时间,福耀玻璃的涨幅是 100 倍,折合年化收益 26%。
这个巨大的成长,当然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,以及汽车工业的大势,但也和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有莫大的关系。
这周,我一口气读完了曹德旺(请容我下面尊称他为老曹)的自传《心若菩提》,深感震撼。
老曹的文字非常质朴,甚至还有一些用词的错误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本书的可读性。他的品性,以及他经历的故事,实在太吸引人了。
他曾经对领导拍桌子、竖中指,也曾经在国际龙舟比赛的颁奖礼上把奖杯直接丢进河里;他没怎么读过书,却把一个乡镇企业做成了市值上千亿的跨国公司;更令人敬佩的是,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,都捐给了慈善事业。
人都是多面的,一个人的成功,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。
从这本书里,你可以感受到老曹的眼光和远见,可以读到他的果断和强悍,也可以透过文字看到他的菩萨心肠。
这其中最打动我的,是从他横跨 40 年的故事中看到的一个切面:不占便宜。
今天,我就分享几个老曹「不占便宜」的故事。
1970 年,20 岁出头的老曹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低谷。
老曹从小具有很强的经商头脑,他发现福建的白木耳比江西便宜三分之二,于是他在当地收购村民种植的白木耳,再坐火车把这些货卖到江西,赚了不少钱。
尝到甜头后,他开始加杠杆,不满足于只用自己的钱来采购,还接受农民的赊账(先给货,卖完再给钱)。
结果,由于货包太大了,他被江西火车站被民兵拦下。
在当时,把福建的东西卖到江西,可是严重的投机倒把。老曹说这些木耳属是公社的,民兵并不认账,扣下了所有的木耳,让老曹回去开证明。等老曹回到福建,当初声称做他保护伞的公社干部称病不见,他没辙了。
于是,为了还债,他只能去工地做义务工。
没想到,老曹刚去工地,就遇到了一次火灾,整整烧了一个下午,把营房、修理所、食堂,所有用的、吃的、穿的、工具,都烧没了。
民工们聚集在民房里,有要赔偿的,有抱怨板车坏了没有办法开工的,也有打退堂鼓想走的……只有老曹,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环节。他觉得只有把烧坏了的板车修好,大家才能继续干活儿,也才能逐渐解决问题。于是他自告奋勇,成立了「高山修理所」,开始了一个月的修车生涯。
整整 28 天,他没有离开修车棚一步。就连吃喝,都是来修车的民工顺便给他带的。他不关心救灾的物资到了多少,也不知道赔偿款早已到达,更不知道其他民工都早已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金。
直到最后营长和教导员在整理领取赔偿的名单时,才发现漏了一个人,这才想起了「高山修理所」的曹德旺。
等老曹被叫到营部,大家才发现他 28 天没有洗过澡、刷过牙、剪过头发、刮过胡子,和乞丐差不多。终日被争吵赔偿金额所包围的营长和教导员被感动了,把剩下的赔偿款包括粮票什么的都给了老曹。
老曹把这些东西变卖,竟然卖了 1000 元,而那些整天吵着要赔偿的队友们,最多也就领到了几十元。
更神奇的缘分是,教导员是原来公社的副书记,他被曹德旺的人格感动,最终帮他要回了扣在江西的白木耳。
1987 年,老曹已经创立了专门生产水表玻璃的「高山玻璃厂」,厂子的效益很好。
在镇政府的支持下,曹德旺决定和政府一起成立合资公司,扩大生产规模,引进国外最新的设备和技术,合作生产汽车挡风玻璃。
合资公司选址在宏路镇,征地完成后的第一个工程是退土方。
镇长詹贤彬推荐了一个闽侯人来承包退土方的工程。但奇怪的是,闽侯人的开价异常的低。
当时的市场价是 1 立方米 3 元左右,但闽侯人竟然接受了 8 毛的还价。
事出反常必有妖,精明的曹德旺隐隐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,于是要求詹镇长用合资公司中镇政府的股份作为抵押,来担保闽侯人的工程并不会出现质量和工期的问题。
詹镇长一口答应下来。
合同签订后,闽侯人几次三番给老曹送礼,开始是 2 万现金,后来又送贵重的手镯,但都被老曹拒绝了。
眼看合同约定的工期就快要到了,闽侯人却迟迟没有开工。
原来,按照福清当地的「规矩」,大家都是先用低价把合同拿到,再通过送礼来修改合同,这样相关人都能拿到好处。
没想到,碰到老曹这么个软硬不吃的主,闽侯人被僵在那里。他退土方的成本在 2.6 元 / 立方米,按照合同的价格,每挖一立方,他就要损失 1.8 元,这生意怎么能做?
曹德旺的担保合同救了福耀。
最终,闽侯人、詹镇长只能自认倒霉,咬着牙把工程做完。
最后,当闽侯人去找曹德旺结账的时候,老曹出乎意料地按照每立方米 2.8 元的价格给了他。
闽侯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就差没下跪了。
曹德旺认为,闽侯人最终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地完成了工程,而且也得到了教训。大家一起做生意,都是平等的,尽管自己有合同和担保,但并不会用这个来占其它人的便宜。
自那以后,闽侯人就跟定了曹德旺。
福耀集团在全国所有厂房的 90%,包括曹德旺现在居住的家,都是闽侯人盖的。
2006 年,福耀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。
在当年的方案中,福耀股票全流通的兑价条件是每 10 股送 1 股,是当年沪深股市中兑价条件最低的一只股票,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市场对福耀内在价值的认可。
根据当年的协议,大股东(也就是曹德旺)承诺,自 2006 年起,连续三年,利润每年递增 30%。如果达不到,大股东还需要给小股东每 10 股补偿 1 股。
当时,老曹认为公司完成这样的业绩承诺没有任何压力。
然而,到了 2008 年,老练的老曹嗅到到了「危机」的味道。次贷危机愈演愈烈,他认为在奥运会之后,中国的股市可能会跌到 2000 点以下。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,房地产市场也可能会有 20% ~ 30% 的下跌,在这种情况下,福耀当前的生产线是严重过剩的,可能会把整个公司拖下水。
于是,他决定关停 4 条生产线,在效益好的时候做资产减值。
这个决定遭受到管理团队的一致反对。
大家认为,如果在当年搞减值准备,就没有可能实现当年利润增长 30% 的目标了。福耀家大业大,已经是营业额已经超百亿的体量,如果用一些技术手段,或是晚关停一些产能,肯定可以过关,这样老曹就可以不用对小股东进行补偿了。
按照当时的约定和市价,这涉及到 7000 万股,22 亿人民币。
老曹的回应太震撼了,书中的原话是:「虽然这些可以做得毫无痕迹,但是,人在做,天在看。这些动作都是违背人格和道德的,一旦做了,那是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如日月同在,永不能消除。作为董事长,我在职工面前的权威性必将大打折扣,最糟糕的还在后面,让这些纯洁的年轻人,亲自参与这样的运作,亲眼目睹人性的贪婪,对他们的成长,对集团的永续经营,都是硬伤。」
最终,曹德旺坚持从企业利益的角度考虑,关停了 4 条生产线,淘汰落后产能。
就在老曹关停生产线的时候,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故事。
当他准备关停内蒙古通辽市的两条浮法生产线时,当地的那顺孟和书记找到他。那书记担心关停生产线会对当地的就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,于是希望老曹能延迟一年看看,如果情况还没有好转,再做定论。
老曹对那书记说,这条生产线目前 1 年要亏损 1500 万到 2000 万之间,推迟关闭一年的亏损怎么办?
那书记回答说,市里会承担延迟关闭这一年的损失。并且答应第二天就先拨付 1000 万来支付一季度的亏损。
2008 年底,为了应对金融危机,中央政府推出了 4 万亿的救市措施。
随着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火爆,汽车玻璃的需求也被激发了起来。
2009 年上半年,通辽浮法线不但没有亏损,还赚了 4800 万,这里面也包含当时通辽市政府拨付的 1000 万。
也许你已经猜到了,老曹直接把这 1000 万退还给了通辽市。
通辽市政府一再表示,这笔钱是取自应对金融危机的工业扶持资金,政府和企业都不会料到市场能迅速反转,福耀可以留下这笔钱,但老曹还是坚决把钱退了回去。
老曹说:「经商最重要的是经营信誉。因为这笔钱是我错判形式说会亏损通辽市才会给的,现在并没有亏损当然应该归还。」
就像我在开头所说,一个人、一个企业的成功,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。
兴之所至,我写下了读过这本书后,最感动我的几个「不占便宜」的故事。我并不想强行归因,也不是想说教「吃亏是福」。
我想说的是,从这几个横跨 40 年的故事里,我读到了老曹骨子里的一种品格。
在工地修车的故事里,他更看重帮助别人,创造价值;
在闽侯人的故事里,他认为合作伙伴是平等的,不能去占别人的便宜;
在关停落后产能的故事里,他坚持企业的利益、公司的文化、年轻员工的心灵,要远比自己的 22 亿重要的多;
在归还 1000 万的故事里,他觉得经商重要的是信誉,不能去赚不该赚的钱。
尽管都是「不占便宜」,但原因各不相同。
回顾整本书,老曹并没有把每一个决策,看作是独立的、短期的博弈,他并没有去单独地衡量一个决策带来的短期收益。
相反,他把这些都看成一个长期的、无限的游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他更看重的,是这些决策所积累下来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:
内在价值,信誉,信任,企业的文化和人才。
而这些,虽然短期无法衡量,但长期却会创造更大的价值。
无
实盘投资周报第 195 期,最新的资产是 7,580,723.06,基金净值是 1.4780,本周增长 0.3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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